刚才我讲到了1994年到2005年全球纺织品服装协议是分十年四个阶段开放，你会发现美国每一步都按照规则走，但是每一步都没有实质性开放，也就是说所有的开放都是到最后一天，他并没有考虑纺织品贸易是会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我觉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在乎你中国的市场化程度高还是低，而在乎我就是要让你接受一个歧视性条款，卡你的低成本的优势，一直卡到2016年，今年是2011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显著上升，像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再不公平，2016年以后也都到期了。
记者：我们知道今天晚些时候美参议院将讨论通过2011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方案，旨在迫使人民币升值，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这一问题呢？
张燕生：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它是另外一种贸易保护的策略，因为美国有一个研究所的一篇报告曾经讲，如果人民币升值升到一个合理和均衡的水平，将会为美国创造25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那是什么意思呢？奥巴马提出的出口振兴计划五年美国的出口要翻番，也只为美国创造2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而人民币升值就能带来225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不管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你本国的影响是大还是小、好还是坏，也就是说你的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是为了当前美国经济脱困来做贡献，我认为它完全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
记者：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第二大进口国，对外直接投资居世界第五位，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呢？
张燕生：中国的贸易地位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它是第一大出口国了。你要想有国际贸易领域的话语权你还是需要做更大的努力、做更多的工作。你要想有话语权的话，第一你要积极地参与多哈回合、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而且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你才有更多的话语权；第二你要想有话语权的话也就是在全球的价格决定、全球的规则决定、全球的责任担当这三个重要方面你应该要有决定性的影响，你才能有话语权，你要不是价格的决定者，而是追随者，你要不是规则重要的影响者而是规则的追随者，如果你不是一个责任的担当者，逆周期的调整者，而是责任的推卸者，那你是不可能有话语权的；第三还是要团结，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在国际贸易很多方面的话语权，比如说铁矿石，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的买家，但是你会发现虽然你大，你是总量大，你的每一单不大，从你的每一单来看，就像是一大群零碎的零钱一样，合起来是巨大的钱，但是每一个零钱都是分散的钱，这样的话你是不可能有话语权的。
我们要想得到话语权，你要有整个国家能够统筹协调、一致对外出口的协调机制或者是进口的协调机制，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人还要有更长的路要走。
记者：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外贸形势的转变呢？
张燕生：这个转变实际上是中国的战略体制和结构发生巨大阶段性转变的一个开始，重大的战略、体制、结构转变，也就是说前三十年我们的结构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构，这样的话未来的三十年我们会一步一步从不平衡的发展结构，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对外开展部分的政策主要是外向型，我刚才讲外向型要向国际化方面转变，前三十年我们的战略是不平衡发展战略，下一步的三十年我们可能会向平衡发展战略转变。这个时候我们突然会发现，一个方面我们要扩大出口，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不但是一个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的国家，而且我们将是更多地为世界提供最终消费和最终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越来越像一个大国一样，也就是说你不但是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当中一个重要的成员，而且你是为整个的世界推动发动机机制的国家。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你不仅仅是招商引资，而且你更多的是走出去，“十二五”的战略叫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你突然会发现未来的三十年银行要加快走出去，人民币要加快走出去，产能要加快走出去，渠道要加快走出去，你的全球的售后服务和维修体系要加快走出去，你的研发设计中心要加快走出去，你突然发现所有的东西走出去，你要建立一个什么东西呢？要建立起全球的生产体系。你突然会发现你从前三十年的被分工，未来的三十年你要主动地参与而且构建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间的地位。
记者：庞大的外出对中国外贸来说有哪些突破口可以利用呢？
张燕生：外出的话我们研究所也刚刚完成一篇报告，就叫做资本输出来创造出口需求，刚才我讲到了，我们的外出现在是3.2万亿美金，2007年我们研究所研究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提出来外出6000亿—8000亿就够了，剩余的外储在我看来，它应该由储备资产的性质转为非储备资产的性质，转成非储备资产的性质，也就是说不是按照储备资产来配置的，这笔钱应该由外汇资源变成一个国家的外汇资源，长惠于民，长惠于民很重要的一点它会变成走出去的资金，刚才我们讲银行走出去有更好的银行服务、金融服务和全球的商业合作的网络，那么对于我们的出口来讲那就更好了。基本上可以说中国的企业走到哪，银行服务应该提供到哪，银行服务走到哪，中国的企业也可以走到哪，国外更多的是银行跟着企业走，中国是银行跟着企业走，同时企业也跟着银行走，比如现在我们的国家开发银行、我们的进出口银行在安哥拉等很多国家所开展的银行业务都带动了我们中国的出口。刚才讲了人民币走出去，人民币在跨境的贸易结算、包括投资、包括跨境的计价等等，都会降低企业的汇兑风险，而且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
刚刚我们讲到产能走出去，原来是中国制造，可能中国制造、东亚制造、拉美制造、全世界制造，中国制造不仅仅是从中国本土出来，可能是从全球出发，因为你的企业走到哪，中国制造就会走到哪，虽然在贸易统计方面，可能那些境外的制造不算中国的统计，不计在中国贸易的数据中，但是它的所有权是你的，也包括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外汇储备的钱、资本输出转成了渠道的走出去。你知道出口的贸易也好还是进口的贸易也好，也就是说渠道走到哪，你的贸易就走到哪，这个部分你之所以能够把渠道走出去，很大程度上跟直接投资、跟外储的转换是直接相关的，因为我们说渠道也好、售后服务也好、研发设计也好，它都需要商业存在的，所谓商业存在就是服务业的对外投资，所以这些方面都会使我们的外汇储备资产能够更加地合理、多元化地管理和应用。
记者：刚才您谈到中国制造是全球经济的亮点，就您预计的话，未来十年它还会继续是亮点吗？如果被取代的话？是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张燕生：取代一定是必然的，前三十年成功的东西不等于它能够继续伴随你未来的三十年，像我们看天宫的卫星发射一样，你看它的运载火箭都是一截一截运完了就掉下去了，你要是叫它不掉下去，越脱越重，它自己就会掉下来，所以说你要叫天宫的人造卫星不掉下来，你的运载的火箭就要不断的往下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目的是要把天宫的人造卫星打到天上去，而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能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前三十年很多的产品、很多的一些活动可能都会被淘汰掉，关键问题就是旧的去了，你一定要产生新的，所以说下一步中国制造的优势我觉得可能会有更高的附加值、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所以我经常讲前三十年中国的制造中间、农民工的培训只有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换，未来可能农民工的培训最少需要二十四个月，一个星期和两年的变化是一个质的变化，农民工的素质发生质的变化，农民工的产出和贡献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些问题都意味着我们在今后一步一步要打造中国新的国际竞争的优势。
记者：能不能有一个词概括这些所有的特点？
张燕生：实际上发改委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当中有一个专项规划，实际上就是培育和提升我们参与国际合作与新优势，这个专项规划报告的名字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我们下一步要培育、打造和提升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记者：在过去十年中，世界500强企业有480多家已在华开展业务，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对中国的企业发展将产生怎么样的作用呢？就是您如何评价当前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
张燕生：这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下一步无论是民企、国企还是外企，也不管你是台港澳的企业，还是日韩的企业、还是欧美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我认为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
记者：这十年中如果让您选择一个人物、或者是企业、或者是产品，您觉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张燕生：华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