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十五”中国科技发展若干重大战略问题》研究报告。研究组负责及总撰稿：王元、胥和平。报告共分八个专题，本报将分期刊登。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大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已进入了一个最为活跃的调整和变动时期。国家间的科技和经济竞争更加激烈。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国家战略也更加具有竞争性的特征。以此为基础，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而国富国穷的实质已不仅仅表现为人均占有财富和可支配财富的数量差别，更重要的是表现为持续地创造未来新财富的能力。这也将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一个更多是在人口、资源、国土数量意义上和政治独立性上的发展中大国，变成为一个正在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不断开放、增长强劲、吸引外资最多和以强烈的自信迈步走向强盛的国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科技进步特别是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迫切，成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驱动的阶段，体制改革面临攻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全新的问题，也存在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此，从国内外大环境和大趋势出发，需要提出并深入地研究“十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战略问题。
科技发展的核心任务要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科学与技术基础
中国经济已实现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论从历史比较还是从现实看，中国经济增长在仍保有着比较优势、制造业竞争能力提升、出口增幅强劲、居民储蓄率高、国外直接投资旺盛、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新市场空间放大和商业机会等有利因素外，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环境变数。这包括内需启动依然迟缓、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导致经济波动性增加、科技瓶颈的约束凸显、区域差距拉大、农村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增大、加入WTO对中国产业可能的冲击，以及愈益严重的生态污染、生态安全和制约长远发展的能源、水资源等硬约束。尽管这也是不少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在相对意义上几乎任何资源都十分匮乏的人口大国来说，问题却显得更为严重和急迫。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要在保持尽可能高速度增长的同时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此相应，科技发展战略不仅要着眼于解决即期经济增长所需要克服的技术瓶颈，而且，更应该将重点放在建立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很大的特殊性和巨大的挑战。尽管科技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直面太多的人口占有着太少的资源这一基本国情，特别是应对若干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因素，如水、能源和生态环境，必须有一个长期和一致性的科技战略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应着重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须对国土资源进行全面和综合性的定期科学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有法律意义的国土整治与开发规划。50年代我国开展的第一次国土资源调查，曾为制定五年计划和进行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而目前又已启动了新一轮国土资源调查。但是，自80年代中期我国借鉴国外经验，开始进行并于80年代末期完成的国土整治与开发规划，却因种种原因未正式颁布。10多年过去，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土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已发生了许多新的重大的变化，区域间的差异性愈益明显，因此，特别需要从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视野，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在新一轮国土资源调查基础上来制定新世纪的国土资源整治与开发规划。这项巨大的科学技术工程，对利用科学技术解决我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是探寻新资源或可替代资源的技术路线。在资源匮乏的约束下，传统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绝对量的减少，正在对我国可持续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人类活动规模和活动频率都居高不下的大国，尽管可在一定时期内依靠国际贸易来抵补国内产出的不足或不经济，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寻求多样性的新资源或可替代资源仍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科技战略。这不仅意味着应在所有可能的领域进行持续的科技投入，以寻求更多可能的科技突破；而且，也意味着应在国家政策层次上进一步推进目前已具有商业利用价值或前景的技术群的产业化步伐。
三是资源的合理利用技术。在资源匮乏的同时，我国也是一个资源浪费的国家。这凸显出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生产的粗放性和消费的粗放性。与此相对应的科技发展重点，包括了资源深度加工与综合利用和资源节约两类技术选择，以及相应的生产与消费政策体系。作为长期的科技发展战略安排，可能应主要考虑基于本国资源的深度加工与综合利用，例如在能源方面，煤炭、海洋，以及从可再生资源中提取能源的技术。而从短期看，则应重视各种有利于资源节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例如中水，以及城市垃圾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显然，这需要与之配套的投资、税收和价格政策的有力诱导与约束，以激励生产者投资和消费者自愿购买。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科技发展战略的框架应包括一组与技术选择相符合的政策体系，或者说，科技发展的任务不仅仅是一个个“交钥匙”的工程，而它也应成为“开门人”。
争取实现科技跨越是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
实现跨越式发展（有时又被称之为超常规发展）历来是落后国家的普遍愿望。战后发展理论提出并被很多工业落后国家所实际采取的发展战略，是试图通过进口替代、市场换技术、以及外向型发展等一系列措施，最终赶上发达国家。但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并未提供令人振奋的结果，或者说得出普遍成功的验证。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技术创新的时代，供给和需求成为全球性的，决定发展前景的真正因素是技术创新的能力，恰恰是在科技这个决定生产力的最关键因素上，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未明显缩小，反而在许多方面不断拉大，因而传统的追赶战略真正受到挑战。
出于民族振兴的愿望，落后国家不可能放弃追赶战略。问题在于当传统追赶战略已被证明不那么有效，并没有实质性地缩短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的时候，采取何种追赶战略是有效的、可行的。过去的战略需要反思，但更重要的是进行战略思路的转变，即由工业化追赶战略转向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追赶，转向科技追赶，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力争走在新产业革命的前列。
实际上，当将跨越式发展转变成为具体的科技发展战略行动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这与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产业的适应性密切相关，也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科技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方式密切相关。但从发展的过程看，存在着两种基本的途径，也相应地产生了两种争论：一个是直线性的，即沿着主要是由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实行跨阶段地追赶，特别是当存在着技术的可获性（可购买的和可学习的）和有利可图的市场的时候，这往往能够迅速地缩短差距，并使产业利用比较优势在某种技术与产品层次上形成竞争能力。然而，这种“亦步亦趋”式的追赶最终会因其学习性质而降低速度，尽管它仍然可能获得商业利润。这意味着，这一发展途径所能实现的技术跨越是有限度的，它最终会使这种追赶“停留”在一个仍保有静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国际分工的链条上，而难以成为产业的领先者和产业核心技术的执掌者。另一个则是另辟蹊径。即在技术多样性和可替代性的前提下，抓住新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机遇，努力确立本国产业在新兴市场中的技术优势与竞争地位。这种可能性突出地表现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以及若干传统产业部门，如汽车工业等产业领域。但是，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并非仅依赖于技术的成功，即使是它所拓展的是一个增量的新兴市场。发展的本质在于实现技术向市场的“惊险地一跃”。因此，实现“另辟蹊径”跨越式发展的前提，在于新技术是否具有能为购买者创造出足够大的“替代收益”的市场价值，以及达成合理规模所要求的产业化基础。
简单地判断似乎是前者有利于增长，后者在于获得可持续发展和实现追赶目标。但两者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特别是当我们将其都不得不放置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来选择的时候，更是如此。把两者截然地分开，或认为只能选其一，或以为两者可不“搭界”地并行，显然会陷入一种机械式的分类战略思路，从而影响政府对科技资源的配置。根本的问题在于应认识到这是两种不同功能的战略，并将两者在同一时间轴线上协调起来和设计与其战略特点相一致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方式。
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的国家，是科技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应自信挚起的一面旗帜。作为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只有使自己也成为一个技术创新国家，才能真正赶上国外先进水平。
随着中国入世，有关中国产业竞争能力的问题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已经做过的大量分析表明，无论是有可能获利的部门（如纺织业）还是面临严峻挑战的部门（如汽车制造业），中国产业都将卷入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在发达国家明显领先的领域，中国产业要不要进行追赶。对此，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产业应以现实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特别是发挥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在劳动密集型领域形成国际竞争能力，而执着地追求在技术前沿的领先地位和产业的核心技术，不仅会使资源总量的比较收益下降（如投入到能容纳更多劳动力的产业更重要）；而且，也不一定就能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国际产业分工中占居更有利的地位。
这似乎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特别是当考虑到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就业压力的现状时更是如此。但它所隐含的一个有悲观色彩的判断是，中国产业与科技还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尽管主张者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应是中国发展的一种长期战略选择，但发展过程本身对这一路径所形成的依赖，将导致中国产业在未来发展上和国际产业分工中始终扮演某种“跟随者”或“技术采用者”的角色。扮演何种角色显然不是可以意气用事的。但是，今天的明智也许到了明天就成了错误。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中国产业发展在面对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同时，也将面临各个发展中国家“长江后浪推前浪式”的竞争。比较优势的本意就是动态的和可替代的。因此，在未来中国产业发展中，如何推动广泛的产业技术创新来建立动态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跟进与学习能力的基础上，加快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培育高技术产业领域内的比较优势，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尤为重要，也是研究科技发展战略应回答的重要问题。
技术创新是一个广义和多层次的概念。技术创新不是为发明而发明，而是为要创造更大的财富而进行发明，是以利润或产业增殖为目标的。但是，尽管技术创新在现代已被更多地看作为是一种有组织和可控制的行为，然而仍有层出不穷的产生出巨大财富或社会福利的发明，是在无指定取向、“灵机一动”或发散探寻的状态下创造出来的。技术创新的本质在于多样性和可替代性，在于任何一种我们已熟稔、习以为常的技术可能都不会“一条道儿走到底”，也在于它不是能够由政府包办或被机构化的。因此，当社会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有力的刺激，并成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当导致技术创新由发明转变为商业价值的各种因素，能够在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被组合起来，即实现所谓的“创新的结合”的时候，技术创新才能始终为产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的国家，符合一个若不尝试着促成它的发生、那么它就永远不会发生的逻辑。科技发展战略应自信地挚起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国家这面旗帜，从而将创新转变为全社会的行为和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