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瑞格·蒙迪在全球公开源码会上称：要向公开源码模式学习。
2002年1月17日，微软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承认在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失利的消息。20天来，微软一直在为此次采购失利进行斡旋，连续派出大员来到中国，期望通过其有力的斡旋得以翻盘。
但是，随着微软高级副总裁克瑞格·蒙迪（CraigMundie）1月17日提前结束北京之行及正式承认微软失利消息的公布，向世人宣告了微软斡旋，无功而返。本报记者独家全程追踪了微软斡旋的全过程。
微软60大板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宣布正版软件政府采购结果，中标的全是国内厂商，世界头号软件商微软出局。此举不仅大出微软意料之外，连国内中标厂商也是始料不及。金山等公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都是临时召集的，此前没有丝毫征兆。
微软所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件事一定要翻过来。因此，他在此后的20天里，没有向任何一家媒体公开承认失利。
2001年12月29日，微软以其中国公司的名义向北京市及有关方面紧急递交了一份长达3.5万字的报告，提出了60个问题，简称“微软60大板”。在这60大板中，微软狠狠地批判了“公共通用许可（GPL）”的种种问题，意指“北京市政府软件采购”中存在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所有的人都没有忘记：就在2001年7月26日世界公开源码大会上，笑容可掬的微软高级副总裁克瑞格·蒙迪在那次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公开声明如下4项原则：当今世界是一个选择的时代，选择任何软件都是理性的选择，微软高层领导人保证不再称“公共通用许可”为癌症，这将作为微软一条铁的纪律。
然而，微软健忘比他们软件的升级速度还要快。微软的报告中不仅猛烈攻击“公共通用许可”，还称北京市购卖了一批低能的软件。微软甚至玩起了文字游戏：在英文中继续称“公共通用许可”为癌症，却有意在中文译本中称之为病毒性。著名科学家孙玉芳、袁萌愤怒地指出：这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做法。报告中更是胡说什么“公共通用许可”病毒性是由Linux倡导者率先使用的，把十几万Linux爱好者都妖魔化成“病毒制造者”。这一切的做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否定北京市在政府办公软件使用中确定的Linux操作系统的做法。
暗度陈仓
微软出局之后，其高级顾问于2002年1月1日来到了北京。他中止了西方人最为看重的圣诞节及新年的休假而前来斡旋，就足以证明微软对待此问题的态度绝不像对外界表示的那样无所谓。这正应了中国的老话“鸭子划水，下面使劲”。
微软之所以在出局后选择斡旋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因为有了在巴西的成功经验。2001年10月，微软公司在巴西推出其“XP”产品后，在政府采购中同样出了局。微软不仅仅遇到了巴西国内企业的挑战，同时也受到了巴西司法部门反垄断的调查。微软竟然通过其有力的斡旋将形势翻了过来，巴西政府最终采购了价值3亿美元的微软产品。尽管最后引起了巴西各界，尤其是中学小学的强烈抗议，微软最终还是翻了盘。“胜利者不受约束”，这句西方的名言用在微软身上再合适不过了。难怪美洲银行首席执行官大卫·库尔特曾说过：“没错，微软是一个庞大的竞争对手，他们喜欢说自己不过是个软件公司，这简直是屁话。”
2002年1月10日，微软举办了与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联合认证活动。
1月15日，也就是中国的农历腊月初三，北京并没有像往常的冬日那样阳光灿烂，而是低垂着灰蒙蒙的天幕。15时47分，一架波音767飞机徐徐降落在首都机场，这是由加拿大温哥华飞往北京的AC059航班，刚刚结束圣诞狂欢的微软高级副总裁克瑞格·蒙迪就是搭乘这次航班来到北京的。微软组织一个专门的班子为这位大员到北京的一切事务进行周密的安排。他出席1月16日举行的与中关村软件、四通公司合资的活动不过是“明修栈道”，他的主要工作是拜会国家科技部及北京市有关领导。
北京仍然说“NO”
1月16日15时30分，与中关村软件、四通公司的签字活动结束。克瑞格·蒙迪先生取消了原定的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及本报记者的采访，其高级媒介经理像保镖一样推开媒体记者，保护着克瑞格·蒙迪先生飞速向大门口走去。记者还是利用了他从二楼宴会厅走到楼下的短短5分种，把事先与专家们商定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打了出去。主题只有一个：“你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意指微软前后说法矛盾。他的回答也很干脆，连连回答了5个“NO”，就匆匆离开王府饭店。
16时30分，克瑞格·蒙迪带领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微软中国公司总裁高群耀、战略发展部总经理龚定宇等全部大员来到科技部。科技部也对客人摆出了高规格的接待阵容：两位部领导、有关司室负责人及国家“863计划”的专家和院士。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中国政府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其大中国区总裁黄存义更是一改往日的神情，紧紧握住有中国“Linux”之父称号的著名科学家袁萌的手，从骨子里透出一种亲热：“久闻大名，我很早就想来拜会你了！”
身高近1.9米、脑门光亮可鉴的克瑞格·蒙迪是一个精明的战略理论家，他为这次拜会精心准备了一份题为《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的中文报告，这份长达42页的报告共开列了开放源代码软件、软件生态系统、开放源代码与中国等6个主要议题。他以软件界老大的口吻回顾了软件发展历史，阐述了“公共通用许可”的种种弊端，指出基于“公共通用许可”的软件体系使中国无法达到目标。最后，也许是作为微软的一种姿态，他提出了“微软共享源代码的计划”。
当大家认真听完克瑞格·蒙迪的长篇叙述后，袁萌突然站了起来，说：“既然微软如此推崇开放源代码计划，那么，你们在全球12个国家开放源代码，而为何不向中国开放？”
袁萌的英文很好，克瑞格·蒙迪马上就听懂了他的话外之意。他说：“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一些相关机构从事与源代码相关的项目，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已经为中国提供了WINDOWS源代码，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中国的工程师将要到REDMOND开展与源代码相关的工作。”对微软工作知根知底的中国科学家料到了他会有这样一番解释，于是反问道：“你们所谓的向中国开放源代码不过是让中软的一些工程师到微软总部去，像看内部文件一样看看源代码，并且记录下每一个人看源代码的时间，这根本不符合开放源代码的精神，这怎么能叫开放呢？”
克瑞格·蒙迪万万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击。他在讲了一大堆理由之后，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国家之一。”换言之，中国没有采购微软的产品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事后，许多科学家气愤地说：“中国的软件发展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需要，并不需要微软这样的公司来说三道四。”
《京华时报》 (2002年1月22日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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